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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戰備工作述論
發布時間: 2019-12-26    作者:王利中    來源:國史網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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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據對國際形勢的研判,認為中國面臨嚴重的戰爭威脅,決定在全國開展戰備工作。全國各地、各部門都被動員起來備戰、備荒。中國的戰備工作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度達到高潮。對這一時期的歷史,學術界已做了不少探討。已有成果主要是從宏觀角度對當時的戰備思想、戰略方針以及與之相關的“三線”建設等問題進行了研究,而對于某個地區,如內蒙古自治區戰備工作的研究卻較為薄弱[在何嵐、史衛民的《漠南情: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寫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史衛民、何嵐的《知青備忘錄: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生產建設兵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郝維民的《內蒙古通史?第七卷》四(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中對此問題略有涉及。]。本文擬利用相關資料,對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為便于敘述,本文簡稱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戰備工作的背景、過程及影響進行梳理和探討,以期推動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戰備工作的背景

  20世紀60年代,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日趨嚴峻。1962年10月,印度發動大規模進攻,侵占中國領土,中國邊防部隊被迫發起了自衛反擊作戰,擊退了入侵之敵,穩定了中印邊境局勢。中美關系仍處于對抗狀態,美國脅迫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同其簽訂條約,結成反華同盟,并且支持臺灣蔣介石當局襲擾大陸。1964年8月,美軍轟炸越南北方,武裝干涉越南內政,進而對中國造成軍事威脅。10月22日,毛澤東指出:“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我們不僅要在戰略部署、后方設施、作戰準備和國防工業建設等方面充分注意這個問題。同時,也要在國民經濟建設方面充分注意這個問題”。[1]“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的戰備思想開始初步形成。中央開始進行“三線”建設,原來準備解決廣大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的“三五”計劃也轉向以備戰為中心。這一時期,中蘇關系持續惡化,蘇聯向中蘇邊境不斷增兵,并且向鄰近中國的蒙古派駐蘇軍,威脅中國北方邊境的安全。位于中國北部邊疆的內蒙古自治區正處于和蘇軍對峙的前沿地帶,于是,內蒙古自治區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開展了相關戰備工作。

  成立內蒙古自治區戰備領導機構  1962年,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員會,自治區副主席王再天任主任?!拔幕蟾锩遍_始后,內蒙古自治區人防機構解體。1969年12月23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內蒙古軍區根據中央《關于加強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精神,聯合發出了《成立內蒙古自治區和盟市、旗縣戰備領導小組的通知》,內蒙古軍區司令員滕海清任內蒙古自治區戰備領導小組組長”。[2]

  開展小三線建設  自1965年4月起,內蒙古自治區在海勃灣市(今烏海市海勃灣區、海南區)進行小三線建設,至1970年,先后建成內蒙古第一通用機械廠、內蒙古第二通用機械廠和內蒙古第三通用機械廠等八個軍工企業,生產56式半自動步槍、子彈、地雷、手榴彈等武器[3],為國防建設提供武器裝備。

  對內蒙古自治區實行全面軍管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內蒙實行分區全面軍管的決定》,“由北京軍區負責對內蒙古實行分區全面軍管。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副司令員杜文達,副政委黃振棠、張正光組成內蒙古前線指揮所,統一全面領導內蒙古的工作”。[4]同時在內蒙古自治區所轄的四盟二市[即巴彥淖爾盟、烏蘭察布盟、錫林郭勒盟、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和包頭市。參見郝維民:《內蒙古自治區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370頁。]組建前線指揮所,實行分區全面軍管。

  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成立  因內蒙古自治區戰略地位特殊,為更好地開展戰備工作,1968年,經北京軍區、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等單位協商,決定撤銷華北農墾兵團[華北農墾兵團,1966年初由北京軍區負責組建,司令部設在山西省大同市花園屯,接收了雁北地區的山陰、陽高、天鎮、朔縣等農場、馬場,先后設置12個團。參見史衛民、何嵐:《知青備忘錄: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生產建設兵團》,第15頁。],組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196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示:經毛主席批準,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兵團規劃了六個師的建制,其中一師、二師、三師、六師于1969年組建(一師、二師、三師分布在巴彥淖爾盟,六師分布在錫林郭勒盟)。1970年,設立四師、五師。四師師部先設在錫林郭勒盟錫林浩特市,后遷至伊克昭盟海勃灣市(今烏海市海勃灣區),五師分布在錫林郭勒盟。參見何嵐、史衛民:《漠南情: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寫真》,第5、13~16、89頁;《烏海市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農牧林水發展史》,政協烏海市委員會學習文史委員會2002年編印,第7頁。],列入北京軍區序列。[5]5月7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在呼和浩特市召開成立大會。為慶祝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內蒙古日報》于5月8日專門刊發了社論,社論指出:“組建生產建設兵團,有利于開發邊疆,建設邊疆,充分挖掘北部邊疆的豐富資源,加強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更好地落實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6]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進一步加強了內蒙古地區的戰備工作,在戰備方針及規劃、武裝建設和戰備訓練、戰備工程建設和物資儲備、戰備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對內蒙古自治區的戰備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戰備方針及規劃

  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當年,正值全國全面備戰。面對可能發生的戰爭,要遵循怎樣的戰略思想和方針?制定怎樣的戰備規劃?這成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面臨的首要問題。

  戰略方針是制定作戰計劃,進行戰爭準備、軍隊建設的依據。早在1956年3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就著重討論了“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會議依據毛澤東積極防御的戰略思想,明確提出了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7]即使后來做出“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的判斷,這一戰略方針也未改變。196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進一步闡明了這一方針:“人家打來,我們不打出去。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8]對于如何做好積極防御,毛澤東曾提出:“如果要大打,中國幅員遼闊,回旋余地極大,我們可以讓出一些地方來,讓敵人嘗到一點甜頭,得到一點好處,實行誘敵深入,把敵人放進來打。這樣能夠使敵人戰線拉長,兵力分散,由主動變為被動,便于我們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最有利的時機和地點消滅敵人”。[9]誘敵深入、人民戰爭成為毛澤東所強調的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的主要內容,這也成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戰備工作的行動準則。

  1970年1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在向各師團下發的《戰備工作基本情況及今后戰備工作的要求》(以下簡稱《要求》)中明確指出:“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關于打人民戰爭、誘敵深入、打殲滅戰的偉大戰略思想。戰爭打起來,我們主要是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閃躲敢打,堅持敵后游擊戰爭,實行人自為戰,村自為戰,連自為戰,戰不離村,獨立作戰,把敵人拖在內蒙,消滅在內蒙”。同時,《要求》明確提出兵團武裝力量的性質屬于人民游擊隊,它所擔負的任務主要是偵察敵情,襲擾敵軍,破壞敵人的交通線、機場、倉庫等目標,伏擊敵人的運輸隊,配合主力消滅敵軍等。[10]

  1970年6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出臺了《戰備工作規劃》[11]?!盀檠a充此規劃的不足,修改上級已經作了任務調整的部分”[12],1971年3月24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下發了《戰備工作規劃補充計劃》,明確指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主要承擔的戰備任務:1.廣泛開展人民游擊戰爭,建設好游擊根據地,積極主動地打擊敵人;2.堅持就地斗爭,生產儲備吃、穿、打、用的所需物資;3.做好支前工作,擔負前送后運等任務;4.加強武裝連隊建設,戰時組編一個陸軍師擴充野戰部隊”。[12]可見,《戰備工作規劃補充計劃》進一步明確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游擊戰爭任務。此外,為配合開展長期游擊戰的需要,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還考慮到每個師都要有一個后方基地,其任務是:平時以農業生產為主,以糧為綱,搞好農、林、牧、副、漁生產,相應地搞些小工業;戰時除堅持生產外還發展戰時工業,支援前線,安置疏散人口,為戰時的最后勝利做出貢獻。[11]10月6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向內蒙古軍區提交了《西部四個師后方位置報告》,25日,內蒙古軍區批復此報告時規定了兵團戰時四個師的后方位置:“一師海勃灣毛爾溝、采石山、常庫山地區和烏達市的馬保店、烏蘭木頭、河拐子店地區;二師杭錦旗獨貴特拉公社和達拉特旗中和西、烏蘭、蓿荄公社地區;三師杭錦旗霍洛、亞斯圖公社和鄂托克旗早稍、巴彥淖公社地區;四師鄂托克旗蘇米圖公社和該旗種畜場地區”。[13]這些地區實際上成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后方基地。

  正是在誘敵深入、人民戰爭戰備思想的指導下,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充分利用所在地區的地形特點,以陰山以南和黃河以北地區作為抵御外敵入侵的前沿陣地,將黃河以南的伊克昭盟作為支撐游擊戰爭的后方基地,從而制定出詳細的戰備規劃,為整個戰備工作提供了指導。

  武裝建設和戰備訓練工作

  1970年11月15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向北京軍區提出了組建現役武裝團的請示:“由一至六師各組建一個武裝團;或者由在內蒙古東部的五師、六師合作組建一個武裝團,在西部的一、二、三、四師合作組建一個武裝團,東西部各一個團?,F役武裝團的任務:擔任與兵團其他單位相同的生產建設任務,平時抓緊養成教育,加強軍事生活,嚴格組織紀律,農閑季節適當多搞一些軍事訓練,以適應對付敵人突然襲擊的需要?,F役團的干部由兵團現役干部中解決,戰士在兵團戰士中按現役戰士條件征集,實行兩年服役期,退伍后仍在兵團分配工作。經費開支:除現役干部仍由國防經費中支付外,其余一切經費從兵團生產費中開支”。[14]由于兵團只是作為后備武裝力量存在,既要生產又要進行戰備工作,不可能長期維持一支龐大的現役武裝力量。因此,組建現役武裝團的設想未被中央批準,只在各團設置了武裝連隊。至1972年4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武裝連隊達到84個(不含四師),共有20401人。雖然具有一定規模,但各武裝連隊的武器裝備比較簡單,基本按照當地民兵的標準配置武器裝備,一般只配有手槍、沖鋒槍、半自動步槍和機槍等輕型武器,只有二師因為防空需要配置了18門高射炮。[15]

  由于內蒙古自治區多戈壁、草原、荒漠,地勢較為平坦,直接面對駐蒙蘇軍的機械化部隊,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巴彥淖爾盟等地屬于華北地區的屏障,更有可能成為蘇軍重點突擊地區。對此,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針對蘇聯軍隊技戰術開展了軍事訓練,訓練內容除一些基本技能訓練,如投彈、射擊、爆破、埋設地雷、土工作業外,還包括防空襲、防空降、打坦克訓練。在各級領導的指揮下,各部門(師團)不斷推進訓練任務的落實。首先,各級領導親自到轄區勘察地形,熟悉道路情況,判斷敵人可能進攻的方向和空降區域,擬制防空襲、反空降和支前方案。其次,大部分師團都構筑了防空工事、挖了防空洞,并針對反機降和防空襲組織了演練。最后,兵團各級單位著重開展了一些重點訓練工作。1969年冬,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重點進行了打坦克、投彈、射擊訓練?!耙?、二、三師組織16324人參觀坦克,了解坦克的性能和弱點,學習打坦克的方法。連隊普遍組織了打坦克組,增強了消滅敵人坦克的信心?!保?0]

  除基本戰斗技能訓練外,軍事訓練還包括出操、隊列、防空、緊急集合、野營拉練等,其中,野營拉練是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重點訓練內容。1970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北京衛戍區關于部隊戰備野營拉練總結報告》上批示:“全軍是否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每個軍可分兩批(或不分批),每批兩個月,實行官兵團結、軍民團結”。[8](p.155)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全軍開展了野營拉練活動。12月3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發出指示,要求團以上機關和武裝連隊最遲在1971年2月底前開展野營拉練;武裝連拉練時間保證在10天左右,在各師的游擊根據地進行。[10]以處于戰備前沿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為例,截至1971年底,“二師完成了1400人參加包頭、公廟子機場兩地的反空降作戰實兵演習;18團高炮營進入陣地執行任務達64天;全師共組織202次、49223人次參加的緊急集合演練,98次、34921人次參加的防空演習;共落實訓練時間:武裝連40~120個小時,一般連隊達10~25個小時;有29個連隊11168人次結合生產建設參加了拉練訓練”。[16]據統計,“1971年1~3月,全兵團共有4個師機關、14個團機關、192個連隊,共計42065人參加拉練。行程少則50公里,多則450公里”。[17]

  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戰士大多是城市知識青年,缺乏軍事素養,進行基本戰斗技能訓練和野營拉練能夠使他們更好地適應可能爆發的戰爭。特別是野營拉練,既可以練思想、練作風,也可以練戰術?!八麄冊谛熊娭杏酶锩谔柤疃分?,相互鼓勵,在天氣嚴寒、冰天雪地里負重前行,克服了體能透支的困難,完成了任務”。[5](p.2183)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將野營拉練與戰備任務結合起來,從實戰出發練習,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既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又熟悉了未來戰場的地形道路和作戰方案,提高了各級干部的指揮能力。如“解決了有的參謀不會使用地圖、不會擬制戰斗文書,連隊干部不會組織行軍宿營、戰場生活管理等問題。六師總結出了在高寒氣候的雪地草原上拉練的經驗。二師十四團總結出了反空降的小經驗”等。[18]

  戰備工程建設和物資儲備工作

  分散在廣大農牧地區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與城市以防空為主的人防工程建設不同,其開展戰備工程建設與兵團所承擔的戰備任務直接相關。如前所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備方針是以游擊戰為主,根據地是兵團開展游擊戰的基礎。對此,1970年1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明確要求各單位開展戰斗村[戰斗村平時是生產基地,戰時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斗堡壘。1969年9月,國務院、中央軍委轉發黑龍江省“三合戰斗村”建設的經驗后,戰斗村陸續在東北、華北、西北的邊防地區推廣?!耙恍└愕煤玫膽鸲反?,村外構筑了野戰工事,挖了反坦克壕,規劃了雷場;村內挖了地道、塹壕,修了各種暗堡和火力點,形成了地上地下、村內村外、家家戶戶相通的地道網,基本上具備了能攻能守、能打能藏的要求”。參見《當代中國民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頁。]建設,“戰斗村根據各單位具體地形情況,必須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建設,交通要道、主要山口、機場附近的單位要重點建設。要因地制宜,有計劃地進行。有的可搞以地道為主的戰斗村,有的可搞以地堡、交通壕為主的戰斗村??拷降牡胤娇梢源蚩拥阑蛟谏娇谧龉な潞偷乇?。有條件的應做到戶戶相通、村村相連。戰斗村的修筑要做到能進、能退、能守,打防結合,以打為主”。[10]此后,兵團各單位紛紛開展以防空洞、地道、交通壕、坑道為主的戰備工程建設。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為例,截至1970年底,該師共完成6個以地道為主的戰斗村建設,挖地道6000多米,挖戰壕、交通壕70362米,建防空洞20168個、單人和機槍掩體3584個?;咀龅搅巳巳擞醒隗w。[19]同樣,整個兵團的戰備工程建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1970年2~4月,“全兵團已挖防空壕45000米、地道12190米,建防空洞和掩體45240個、地堡和指揮所31個”。[20]1971年9月至10月上旬,全兵團共挖防空洞2.9萬多個、各種掩體1.2萬多個、防空壕1.8萬多米,基本達到人人都有防空工事。[5](p.2183)

  除戰備工程外,與戰備有關的物資生產和儲備工作也至關重要。1970年1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要求各師團以戰備的觀點安排生產建設,多種地、多打糧食、多儲備糧食。主要工廠和拖拉機修理廠要做到既能為生產服務,又能修理武器和裝備;發動群眾研究試制炸藥、地雷、手榴彈等武器,并大量收集制造這些武器的材料,以便戰時可以大量生產;兵團各級單位在戰備工作中有計劃地生產儲備糧油等各種戰備物資,土法上馬研制各種武器裝備。[10]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為例,為應對可能爆發的戰爭,1970年上半年,該師“以土法為主就地取材試制了軍械物資,二、三、四、五、六團普遍制成了硝銨炸藥;拖修廠和木器廠制成了7.62半自動步槍,木柄手榴彈170枚、炸藥150公斤;四團制成槍榴彈筒,一團還發動家屬制成各種材料、各種形式的土地雷1329個;一團五連、七連總計儲備戰備糧4500多斤,五團節約糧食3736斤、伙食費5100元;師醫院和五團建立了小藥廠,各制成13種藥品”。[21]據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統計,截至1970年4月底,“有15個團能制作炸藥,有9個團能制作手榴彈、手雷,有5個團能制作地雷,有2個團能制作爆破筒,有3個團能制作半自動步槍,有1個團能制作手槍”。[20]

  建設戰備工程和儲備戰爭物資是為可能發生的反侵略戰爭進行的物質準備工作。在國家財力無法顧及兵團戰備工作的情況下,發動群眾、自力更生搞備戰是一個必然選擇,這也體現了人民戰爭的原則。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在1971年的戰備工作總結中提道:“今年各項戰備物資的落實,都是發動群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搞出來的。如十二團發動戰士用毛巾、舊褲腿、衣袖自制米袋子1669條(全師戰士共自制4395條),另外,還自制戰備醫藥箱66個,挑箱35副,行軍鍋20口,充分顯示了群眾的智慧和力量”。[16]

  戰備教育

  戰備教育使人居安思危,能增強人民敢于斗爭、勇奪勝利的信心。鑒于當時中國面臨的嚴峻形勢,毛澤東一再提醒和告誡全黨要準備打仗,準備對付帝國主義的軍事入侵。這種準備既要有物質上的,也要有精神上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沒有戰爭經驗,因此,要對他們開展必要的戰備教育,以增強廣大兵團戰士的戰爭意識,堅定必勝信念,樹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1969年8月23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發出《關于進行戰備教育的指示》,要求“立即對所有人員深入進行戰備教育,分為四步進行:第一步,大擺敵情;第二步,充分揭露帝國主義的反華罪行,激發部隊對帝國主義的刻骨仇恨;第三步,大講帝國主義的紙老虎本質,大擺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第四步,大講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加強團結,加強組織紀律性的重大意義。大抓各項戰備工作的落實”。[22]

  根據指示內容,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要求全兵團從9月初到10月初集中8~10天時間進行一次比較系統的戰備思想教育。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委倪子文主持召開了戰備教育工作會議,在戰備教育工作中還兩次參加連隊和團以上中心組戰備思想教育經驗交流會并做了指示。兵團政治部主任李惠民則帶領工作組蹲點,及時總結經驗,指導部隊和中心組的學習。各師團領導干部也都奔赴現場指導開展戰備教育工作。同時,各單位還采取了一些具體的戰備教育方式,如“三學、三擺、三看”,即“一學毛主席要準備打仗的偉大號召,擺蘇聯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危險性,看加強戰備的迫切性;二學毛主席關于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論述,擺帝國主義的戰爭本性,看常備不懈的必要性;三學毛主席的人民戰爭思想,擺兵團的地位和作用,看兵團戰士肩上的責任”。[23]

  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各級單位經過大力開展戰備教育工作,廣大干部、戰士的戰備觀念得到了進一步強化。1971年10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通過對基層部隊干部戰士的調研發現:“斗志昂揚,積極備戰,是當前部隊戰備思想的主流”,“戰備形式越來越好,干部戰士的革命斗志越來越高,不少同志為了戰備自覺推遲探家。大家一致反映,這次戰備不比往常,突出體現了內緊外松、扎扎實實的特點”。[24]

  結語

  從1969年成立到1975年兵團撤銷,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始終堅持貫徹中央戰備工作精神,其開展的戰備工作對于地區穩定和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自身發展都產生了一定影響。

 ?。ㄒ唬┚S護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穩定,為邊防事業做出了貢獻

  1975年9月7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在兵團改制的文件中明確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級新黨委沒有建立之前,為了穩定局勢,加強戰備,安置廣大城市知識青年建設邊疆,組建以解放軍干部為領導骨干的生產建設兵團,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確的。兵團組建以來,沒有參與社會上的派性斗爭,沒有搞擴大化,較好地落實了黨的干部政策,并且派出了上千干部戰士到地方支農,做出了成績,對內蒙古的安定團結是有貢獻的”。[25]顯然,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對內蒙古自治區的穩定與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之初就根據敵情,快速進行了兵力部署。一師主要在巴彥淖爾盟磴口縣,二師在巴彥淖爾盟烏拉特前旗和包頭等地,三師在巴彥淖爾盟臨河地區一帶,41團(原屬五師,因五師師部1970年才成立,暫由六師代管)和六師主要分布在屬于邊境地區的巴彥淖爾盟、錫林郭勒盟一帶。當年,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接收上山下鄉知識青年5萬余人,全兵團在職人員達7萬余人。[17](p.16)同時,作為戰備工作的一部分,屬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參加了隨后北京軍區內蒙古自治區前線指揮所的軍管工作。1970年1月4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黨委為此專門發布了《關于堅決擁護、堅決執行中央對內蒙實行軍管的決定》[26],由兵團直屬機關、師、團派出軍管人員,進入各地方的軍管小組參加軍管工作。這一行動從1970年初開始,直至1971年10月才告結束。

  另一方面,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派人支援了地方農業生產,穩定了內蒙古自治區的局勢。1970年3月14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做出了《關于堅決執行北京軍區前指給予兵團支農任務的決定》,“決定兵團各單位抽調政治素質好、吃苦耐勞、作風正派、善于聯系群眾的人員支援地方的農業工作。兵團共抽調2100人,其中,一師450人,二師900人,三師400人,六師300人,兵團直屬隊50人”。[27]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采取的這些行動對外鞏固了邊防,對內維護了地區的安定團結。

  (二)對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安置的知識青年進行了再教育

  至1972年,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共接收安置知識青年98143人。[5](p.2180)這些知識青年與安置在農村牧區的知識青年不同,他們在兵團除接受日常政治學習、進行生產外,還要參加戰備工作,接受人民軍隊的革命傳統思想熏陶,成為具有極強組織紀律性的戰士。

  為了培養兵團戰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各單位采用野營拉練的方式鍛煉兵團戰士?!叭缛龓煹牡谝慌盃I拉練安排在最嚴寒的三九天,選擇了一條通往游擊根據地的崎嶇狹長的大沖溝和一條翻山越嶺的人行小路的行軍路線,鍛煉部隊在復雜地形上的行軍能力。二師十四團把行軍速度由八華里提高到十五華里,日行程由65華里提高到95華里,負重30~45斤。五師四十二團三連,第一次行軍掉隊的占30%,有的班只剩下班長一人,經過反復拉練,逐步提高,后來無一人掉隊”。[18]通過這種從難、從嚴要求的戰備訓練,鍛煉了兵團戰士吃苦耐勞的堅強意志。通過野營拉練,還能夠密切兵團干部、戰士之間及軍民之間的關系。1971年5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在部隊野營拉練的情況總結中提道:“許多團的領導干部深入基層以身作則,實行傳幫帶,他們有車不坐,徒步行軍;廣大連隊干部,更是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和戰士同吃、同住、同行軍、同演習,處處做戰士的樣子,言傳身教,對戰士鼓舞很大……拉練中,部隊每到一地都受到當地干部,貧下中農(牧)的熱情迎送,他們為部隊騰房子、燒炕、送水、送菜、送肉,關心備至。各拉練部隊積極向貧下中農(牧)宣傳毛澤東思想,訪貧問苦,進行助民勞動,為群眾治病等擁政愛民活動”。[18]戰備工作的經歷對知識青年的教育效果顯而易見。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司令部在野營拉練的情況報告中提道:“許多戰士說幾天野營生活受的教育,比過去十幾年都大”,[28]“我們感到,野營是向人民群眾學習的最好時機,同時使戰士學會了做群眾工作的本領,密切了軍民關系,又增強了官兵團結”。[29]

  (三)關于戰備工作與生產建設關系的思考

  中央賦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主要職責,一是武裝戰備(包括對知識青年再教育工作),二是工農業生產。職責的多重性對兵團建設方向造成了一定影響。究竟是以生產建設為主,還是以戰備工作為主?這不僅是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問題,其他生產建設兵團也存在這一問題。

  1973年2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和國務院農林部派出的聯合調查組在向中央軍委、國務院上報的《關于生產建設兵團領導管理體制問題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兵團存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兵團建設方向和領導管理體制問題。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反映:組建三年,花了三億學費,現在才知道兵團是搞農業生產的”。[30]“1971年止,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總人口有14.5萬人,其中,知識青年7.55萬人,復員轉業軍人和原農場職工有2.57萬人?,F役軍人近6000人(主要是解放軍干部和部分戰士),另有家屬3.8萬人”,[31]非生產人員約占兵團總人數的30%A,這就造成兵團的生產建設工作受到嚴重影響。據統計,1969~1974年,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總計虧損18991萬元。[22](p.401)

  1973年3月2日,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下發文件,對于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領導關系問題做出批復:“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革委會領導,其黨政工作和生產建設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革委會領導,軍事工作由內蒙古軍區負責”。[32]1975年1月19日,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鄧小平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負責人座談會上指出:“軍委只準備兩項工作,第一是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其中一個大題目就是軍隊要整頓。第二是戰備”。[33]25日,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干部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軍隊要整頓》的講話,軍隊整頓的內容包括精簡員額、消除派性、增強紀律性等。[34]生產建設兵團的問題也被列入整頓工作中。中央根據各地的情況匯報,綜合各種因素,最終做出改變兵團體制的決定,將全國的生產建設兵團改為國營農場,交由各省、自治區的農牧場管理局管理。6月24日,國務院、中央軍委下發《關于改變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體制的批復》,“同意改變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體制,撤銷兵團、師兩級機構,把農牧業團改為國營農牧場”。[5](p.2189)至此,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退出了歷史舞臺。

  回顧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全國性大備戰,它是在面臨戰爭威脅的情況下進行的。包括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在內的戰備工作,雖然沒有經歷過戰爭檢驗,但不可否認這項戰備工作對鞏固邊防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及其戰備工作的開展做到了因時、因地制宜??傊?,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備工作鍛煉了廣大兵團戰士,為我國北部邊境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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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72頁。

 ?。?]《內蒙古自治區志?軍事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頁。

 ?。?]郭啟俊、王成:《烏海的開發與建設》,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07頁。

 ?。?]郝維民:《內蒙古通史?第七卷》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2頁。

 ?。?]郝維民:《內蒙古通史?第七卷》四,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5頁。

 ?。?]《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大道上前進——熱烈祝賀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內蒙古日報》1969年5月8日。

 ?。?]王厚卿:《中國軍事思想論綱》,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05頁。[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頁。

 ?。?]于化民、胡哲峰:《當代中國軍事思想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頁。

 ?。?0]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戰備工作基本情況及今后戰備工作的要求(1970年1月31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39-2-6。

 ?。?1]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戰備工作規劃(1970年6月6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39-1-14。

 ?。?2]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戰備工作規劃補充計劃(1971年3月24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325-1-130。

 ?。?3]內蒙古軍區:《關于生產建設兵團“西部四個師后方位置報告”的批復(1971年10月25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325-1-130。

 ?。?4]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關于組建現役武裝團的請示(1970年11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325-1-50。

 ?。?5]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軍事實力統計報告表(1972年4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325-1-68。

 ?。?6]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司令部:《七一年戰備工作總結(1971年12月14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40-2-10。

 ?。?7]史衛民、何嵐:《知青備忘錄: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生產建設兵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頁。

 ?。?8]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關于進行戰備野營拉練的情況總結(1971年5月18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39-2-12。

 ?。?9]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司令部:《二師司令部1970年度工作總結(1971年1月25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40-2-7。

 ?。?0]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關于以兩憶三查為中心的戰備思想整訓情況總結報告(1970年4月30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39-2-8。

 ?。?1]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師:《關于貫徹國家、內蒙計劃會議和兵團工業、戰備會議情況報告(1970年5月5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39-1-14。

 ?。?2]何嵐、史衛民:《漠南情: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寫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頁。

 ?。?3]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關于戰備思想教育情況的總結報告(1969年10月28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325-1-44。

 ?。?4]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關于當前部隊戰備思想基本情況的通報(1971年10月8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325-1-75。

 ?。?5]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改變兵團體制領導小組:《關于改變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體制的宣傳教育提綱(1975年9月7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325-1-66。

 ?。?6]中共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委員會:《關于堅決擁護、堅決執行中央對內蒙實行軍管的決定(1970年1月4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39-1-11。

 ?。?7]中共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委員會:《關于堅決執行北京軍區前指給予兵團支農任務的決定(1970年3月14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39-1-11。

 ?。?8]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司令部:《關于戰備野營拉練的情況報告(1971年2月17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40-2-10。

 ?。?9]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司令部:《野營拉練情況小結(1972年3月29日)》,巴彥淖爾市檔案館:140-1-26。

 ?。?0]農墾部政策研究室:《農墾工作文件資料選編》,農業出版社1983年版,第803頁。

 ?。?1]劉小萌等:《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頁。

 ?。?2]《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領導關系的批復》,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325-1-24。

 ?。?3]《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頁。

  [作者簡介]王利中,歷史學博士,副教授,內蒙古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010022。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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