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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6 年中國科技領導體制探析
發布時間: 2020-05-06    作者:韓晉芳    來源:國史網 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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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了讓科學事業服務于人民,服務于國家建設,必須重新組織科技隊伍,籌建新的科技體制與領導體制,這也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面臨的主要任務之一。通過不斷探索,黨和政府重新構建了新中國的科技體制,奠定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基礎。從新中國成立至1956年3月,在科研體系方面,建立了包括中國科學院、高等院校、產業部門、地方科研機構和國防科研體系構成的五路科學大軍;在科技領導體制方面,形成的基本框架是:中國科學院通過建立專門委員制度、專業工作委員會和學部制度,逐漸確立了在新中國科學事業中的學術領導地位;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科聯)是中國科學院進行學術領導的“群眾基礎”;中共中央宣傳部(以下簡稱中宣部)科學(衛生)處(1951年11月,中宣部科學衛生處成立。1954年,中宣部將科學衛生處改組為科學處。為行文方便,本文以科學(衛生)處統稱1951—1956年間的科學衛生處及科學處。)、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是黨和政府領導中國科學院的主要機構,其中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1956年3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后,逐漸形成了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為核心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新中國的科技領導體制基本定型。本文僅討論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之前新中國科技領導體制的構建過程。通過梳理相關機構的職責及其關系、工作內容的變化可以管窺黨和政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科技領導體制的不斷探索。

  近年來,學術界開展了對黨和政府中的一些機構(如中宣部科學處、中國科學院等)領導科學事業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如張藜等:《科學處與新中國早期的科學領導工作(1951—1956年)》,《中國科技史雜志》2015年第4期;向明:《新中國成立后黨加強對科學事業領導的實現過程——以中國科學院為中心的考察》,《浙江學刊》2017年第1期。),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打開了一個研究新中國科技領導體制的窗口;周望和賴靜萍關于“領導小組”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新中國科技領導體制的新視角(周望:《“領導小組”如何領導?——對“中央領導小組”的一項整體性分析》,《理論與改革》2015年第1期;賴靜萍:《當代中國領導小組類型的擴展與現代國家成長》,《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10期;賴靜萍:《領導小組制度的建構、延續與變遷——以中央防治血吸蟲病工作領導小組為個案》,《理論與改革》2012年第1期;賴靜萍等:《制度化與有效性的平衡——領導小組與政府部門協調機制研究》,《中國行政管理》2011年第8期;賴靜萍:《當代中國黨政關系的演進與現代國家的成長——以領導小組的歷史變遷為觀察點》,《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錢斌的《新中國科技管理體制的形成》系統梳理了新中國科技管理體制從中國科學院、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到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變遷過程(錢斌:《新中國科技管理體制的形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3期。),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體制領域,對于這些機構間的關系著墨不多。此外,還有一些回憶錄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科技領導體制有所涉及,如薛攀皋回顧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科學事業實行統一領導的建制過程,對中國科學院工作職能的演變有較為深入的分析(《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與資料叢刊?薛攀皋文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2008年編??;薛攀皋口述、熊衛民整理:《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訪談錄》,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然而,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科技領導體制而言,黨和政府通過何種組織形式、何種方法領導科技工作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本文擬通過對幾個重點機構設置、運作機制的描述,勾勒出新中國成立初期科技領導體制的框架,厘清黨和政府領導科技工作的發展脈絡,揭示新中國科技領導體制從多元化向一元化過渡的過程。

  自然科學專門學會的聯合組織——全國科聯

  早在民國時期,中國科學家就嘗試建立一個能統籌領導中國科學事業的組織,如1945年在重慶成立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就試圖解決科學工作分散的局面、通盤籌劃科學工作,但因國內時局的變化,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很多設想未能實現。(韓晉芳:《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溯源》,《學會》2015年第11期。)“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這一勝利使全國人民解放在望,也使科學技術工作者倍感喜悅和興奮,并促使他們認識到進一步團結和組織起來的必要。首先,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提出舉行全國性科學會議并在會議上建立全國科學工作者的組織。這個建議得到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理事會多數在北平的理事的贊同,并得到中國化學會北平分會的支持”。(何志平等:《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茖W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441頁。)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條件已經成熟。為了選舉科學界的代表,同時有組織有領導地發展科學事業,中共同意著手籌備召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以下簡稱科代會)??拼鷷谝淮位I備會于1949年5月14日在北京飯店召開,會議決定“由中國科學社、中華自然科學社、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以及東北自然科學研究會4個科學團體發起,邀請國內理、工、農、醫各界知名人士及各地區的有關機關和團體的代表,共同組成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的籌備委員會”,“在籌備委員會成立之前,由發起者及在北平的科技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組成籌備委員會的促進會,以促進籌備會之成立”。7月,經科代會籌備委員會促進會第二次會議討論決定,科代會的基本任務主要包括四項:一是“團結并發動全國科學工作者從事新中國的建設而服務于人民”;二是“檢討中國以往的科學工作以供今后改進的參考”;三是“確定中國科學工作的總方向并制訂綱領”;四是建議“成立全國科學界的聯合組織”。(何志平等:《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茖W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441、447頁。)可見,建立一個全國科學界的聯合組織并討論規劃全國的科學工作是科代會的主要目的之一。

  對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全國科學界的聯合組織”,科代會籌備委員會常委會主任委員吳玉章指出:“科學界組織既不同于政權機構,也不同于工會組織,它必須具有一定的學術性內容”??拼鷷I備委員會常委會秘書長嚴濟慈指出:“今后科學團體的主要組織形式,將是與政府有關部門密切結合的專門性學術研究團體……在各種專門性的科學團體之上有一個聯合組織,也有其需要的”。(何志平等:《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茖W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470、473頁。)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50年8月,科代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全國科聯和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以下簡稱全國科普協會)兩個組織。其中,全國科聯的宗旨是:“聯合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從事學術研究,提高生產技術,以促進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全國科聯主席為李四光,副主席為侯德榜、曾昭掄、吳有訓、陳康白,秘書長為嚴濟慈,副秘書長為涂長望、丁瓚。自然科學專門學會在性質上“是學術性的群眾團體,是通過群眾性學術活動來團結科學工作者提高思想業務水平的有效的組織,是國家科學研究機關與業務部門的群眾基礎和助手,是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用的組織”。全國科聯是自然科學專門學會的聯合組織,其主要任務是:“協助學會加強與科學院各研究機構及有關業務部門的聯系”,使各學會的活動得到有關方面的領導和支持;“根據國家建設需要,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動并協助各學會在有關部門的領導下開展各種學術活動”;“對已成立的學會指導他們通過學術活動加強領導健全組織,對尚在籌備中的學會,推動其工作,使之逐步正式成立”;“統一負責各專門學會有關國際科學文化交流的工作”。(何志平等:《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茖W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512、597、541、537頁。)

  全國科聯從成立時起就致力于推動專門學會的組織建設與發展工作。據統計,到1955年底,全國科聯從1950年成立時的19個學會、3個科聯分會、學會會員1.7萬人發展為25個學會(此外還有9個籌備中的學會)、24個科聯分會、學會會員5.7萬余人。(何志平等:《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茖W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538頁。)除組織建設外,全國科聯還指導各學會開展各項業務活動,組織學會根據國家建設需要開展學術交流活動,并根據國家統戰任務的安排開展相關活動。

  “全國科學領導中心”——中國科學院

  據錢三強回憶,1949年春,中央就有“在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統一的科學院作為全國最高科學機構的意圖”。(錢三強:《籌建科學院前后我參與的一些事情》,《中國科學院院刊》1992年第1期。)7月,科代會籌備委員會擬定了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提案,建議:“設立國家科學院,統籌及領導全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專業,使與生產及科學教育密切配合,科學院并負責審議及獎勵全國科學創作、著作及發明,科學院為適應特種需要得設立各種研究機構”。(姚蜀平:《中國科學院的誕生》,《中國科學院院刊》1989年第4期。)9月,在錢三強和丁瓚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中提出,科學院“將成為工農業及國防方面解決科學理論及技術上的問題的最高機構”,“負起計劃并指導全國科學研究的任務”。(《建立人民科學院草案》,《中國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前,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以下簡稱《組織法》)兩個文件的草案初稿印發,提請先期到達北平參加會議的各界代表討論?!豆餐V領》草案第43條提出:“設立科學院為國家最高的科學機關”;《組織法》草案把科學院列為組成政務院的政府部門。(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萍冀逃霭嫔?999年版,第1—2頁。)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組織法》,規定科學院作為政府部門之一,受政務院領導,受文化教育委員會指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日報》1949年9月30日。)由此可見,科學院具有雙重屬性和任務:“它不僅是國家的科研中心,而且是科技行政的最高管理機構;不僅要領導下屬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并且應組織、指導和協助全國各方面的科技工作”。這樣,科學院就成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領導機構兼科研中心”。(錢斌:《新中國科技管理體制的形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3期。)10月25日召開的政務院第二次會議決定,科學院的正式名稱為中國科學院。11月1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開始辦公。(《中國科技發展70年(1949—2019)》,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4頁。)

  作為“主管國家科學事業的政府職能部門”(《組織法》規定:政務院下設30個部、會、院、署、行,其中主管文教衛生方面的是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科學院、出版總署和新聞總署,由這些部、會、院、署、行“主持各該部門的國家行政事宜”,“在自己的權限內,頒發決議和命令,并審查其執行”。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日報》1949年9月30日。薛攀皋據此指出:中國科學院肩負雙重任務,既是學術研究機構,又是主管國家科學事業的政府職能部門。參見《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與資料叢刊?薛攀皋文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2008年編印,第2頁。),中國科學院的基本任務包括:一是確立科學研究的方向;二是培養與合理分配科學研究人才;三是調整與充實科學研究機構。(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萍冀逃霭嫔?999年版,第6頁。)1951年3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為加強科學院對工業、農業、衛生、教育、國防各部門的聯系給各部門的指示》進一步強調了中國科學院在科學界的行政領導地位,明確提出:“各部門所舉行的各種專業會議,凡與科學研究有關者,應邀請科學院派專人參加,并將會議主要內容盡早通知科學院,使有時間加以研究并在會上提出意見”;“各部門所領導的科學研究機構,在制訂研究計劃時應與科學院取得聯系,并定期將研究情況報告副本送至科學院,以便科學院對全國科學研究事業獲有全面了解??茖W院應盡量給予各部門研究機構業務上技術上的指導與協助”;“科學院得在必要時召集全國科學研究人員會議,宣布全國科學研究工作的任務,并要求各有關部門的協助”;等等。(《中國科學院資料匯編(1949—1954)》,中國科學院辦公廳1955年編印,第35、36頁。)

  對于中國科學院如何承擔對全國科學工作的行政領導職能,當時有很多爭議。為了解和學習蘇聯如何組織及領導科學工作,1953年2月,經政務院批準,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到莫斯科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訪問。(吳艷等:《中蘇兩國科學院科學合作資料選輯》,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訪蘇代表團回國后,科學院作為國家最高學術機關的思想逐漸被廣大科學家和領導干部所接受”。(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頁。)1954年3月,中共中央對《中國科學院黨組關于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做出批示,指出中國科學院在國家科學事業中的地位和任務是:“科學院是全國科學研究的中心,除了應以主要力量組織本院的科學研究工作外,還必須密切聯系全國科學工作者,協助各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萍冀逃霭嫔?999年版,第40頁。)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中國科學院不再是組成國務院的政府機構。(《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與資料叢刊?薛攀皋文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2008年編印,第3頁。)這也意味著中國科學院不再是“主管國家科學事業的政府職能部門”。

  中國科學院通過建立專門委員制度、專業工作委員會和學部制度等方式逐步確立了其“全國科學領導中心”的地位。從1949年12月起到1950年,中國科學院分兩批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科學三個領域遴選了241人作為專門委員(郭金海:《院士制度在中國的創立與重建》,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頁。),“建院初期,科學院在許多重大問題決策(如機構調整與設置、辦院方針、籌建學部等)前都聽取專門委員的意見”(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萍冀逃霭嫔?999年版,第16—17頁。)。中國科學院還嘗試建立專業工作委員會來領導相應科技領域的工作,如先后組織了植物病理工作委員會、中國抗生素工作委員會等,這些專業工作委員會的成立多以相應的學術會議為基礎,成員由來自全國各地相應機構的代表組成,專業工作委員會“可以把生產、教育、科學研究等工作密切的聯系起來,成為他們中間的橋梁”。(《全國植病會議及中國植病學會代表大會聯合會總結》,《科學通報》1953年第4期。)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院長郭沫若在會議開幕詞中指出:“為了使科學事業趕上國家建設的需要,必須建立和健全全國科學領導中心,吸收全國各部門各地區優秀的科學家參加中國科學院的學術領導,使全國的科學研究工作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能根據國家需要更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中國科學院四個學部的成立,正是這一措施的體現”。(《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開幕》,《人民日報》1955年6月2日。)作為“全國科學領導中心”,中國科學院除組織召開學術會議、審查評議學術成果外,了解學術發展趨勢、指導研究機構制訂研究計劃、協調院內外機構開展研究工作也是其主要任務。

  中國科學院通過設立專門委員制度、專業工作委員會和學部制度等方式,實現了團結、凝聚各學科領域頂尖科學家的目的,并將這些科學家組織起來指導新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如討論中國科學院的發展方針、審定學科發展規劃、評議學術成果等,由此確立了其“全國科學領導中心”的地位。

   中國科學院與全國科聯的關系

  如前所述,科代會籌備早期是打算建立一個全國科學界的聯合組織,暫時承擔領導全國科學工作的職能,但這一想法很快隨著中國科學院的籌建而發生改變。中國科學院被確立為“全國科學領導中心”后,如何協調與全國科聯的關系、全國科聯如何定位以配合中國科學院的工作就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科技領導體制的主要問題。

  中國科學院要確立其領導地位,首先要解決與全國科聯的關系問題。1952年,在中宣部的指示下,“動員全國科聯與全國科普與科學院合署辦公”,這一舉措被認為是讓全國科聯接受中國科學院黨組領導的開始。(何志平等:《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茖W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538頁。)全國科聯和全國科普協會的常委雖然接受了這一決定,但思想上并沒有完全搞通。據薛攀皋回憶,“科聯黨的系統歸科學院黨組管,但他們的主要領導人陳康白卻一直鬧獨立,要把科聯給弄出去”。(薛攀皋口述、熊衛民整理:《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訪談錄》,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頁。)因此,雖然中國科學院、全國科聯、全國科普協會合署辦公,黨的關系也都歸中國科學院黨組領導,但在行政上仍保持各自獨立的狀態。

  這一時期的全國科聯雖然在行政上保持獨立,但在組織定位上是作為中國科學院的“群眾基礎”而存在的。1954年1月,《關于科聯方針任務及今后工作意見要點》提出:“各自然科學專門學會應是科學家的專門性學術團體,科聯是專門學會的聯合組織,并具有一定的統一戰線性質”,“中國科學院即是中國人民的科學研究中心,也就是科學家自己的組織,為了使它能真正負擔起發展科學研究工作的領導責任,科聯及各專門學會應與科學院及各相應的學部、研究所取得密切聯系,使各專門學會成為科學院各研究所工作的群眾基礎”。全國科聯主席李四光也多次表示:“科聯應當成為科學院的群眾基礎”。(何志平等:《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茖W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532、539頁。)

  1954年,中國科學院開始籌建學部后,科學界曾就全國科聯及各專門學會是否還有必要作為中國科學院的“群眾基礎”進行了討論。當時全國科聯內部有兩種意見:一是“中國科學院吸收全國有代表性的科學家組織了學部,今后并將建立院士制度,民主推選科學院的領導機構,科學院將逐漸加強其民主性及群眾性而成為全國科學家自己的組織,無論學術領導和政治號召都可以而且應當由科學院來做,因此科聯無存在必要”。二是“科聯這一組織事實上已經存在,并是全國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選舉產生的。在國家政權的組成上來說,它還是人民政協的成員之一。取消它不容易、不必要、也沒什么好處”。(何志平等:《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茖W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543頁。)

  1956年,中國科學院黨組在給中宣部并中央的報告中認為:“科聯是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選舉產生的組織……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不少科學家對科聯的組織形式是比較喜歡的。通過它可以更廣泛地聯系各方面的科學工作者。有些活動由科聯來出面可以更好地發揮科學家的積極性。特別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家來往,由科聯出面,更有特殊的作用……因此,我們應當肯定科聯這一組織存在的必要”。為避免全國科聯與中國科學院的工作重復,中國科學院黨組提出,全國科聯今后的任務是:“領導各學會的會務工作(審查會章、辦理立案、整理會籍等)”;“辦好‘科學家俱樂部’,加強科學家之間的聯系和團結”;“出面參加國際科學活動(具體工作由科學院聯絡局辦理)”;“對各學會的學術活動及科學家的政治理論學習,科聯應在可能范圍內,適當配合科學院及政府有關部門,起一定的動員號召作用”。(何志平等:《中國科學技術團體》,上海:上??茖W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563頁。)學部制度建立后,中國科學院在科學界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據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張稼夫回憶:“1955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召開了學部成立大會……各學部機構成立以后,把名單一公布,科學界感到震動??茖W界的重心就進一步傾向于科學院了。在這以前,許多科學家認為科學界的真正領導是科聯……學部一成立,他們看到學部委員都是科學家,甚至還有他們自己的名字,這一來他們覺得真正有了得力的依靠”。(張稼夫:《我與中國科學院》,《科學新聞》1999年第13期。)

  由于全國科聯的會員是各自然科學專門學會,這些學會是由科學家組成的專門學術團體,具有團結凝聚科學家、審定學科規劃、評議科研成果等作用,這與中國科學院具有的學術領導功能有一部分重合。保留全國科聯并將之定位為中國科學院的“群眾基礎”,消除了二者功能定位的沖突,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科學院“全國科學領導中心”的地位。

中宣部科學(衛生)處、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對中國科學院的領導

  為了加強對全國科學工作的領導,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之初,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即擔負起對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工作。從組織結構來看,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是指導相同業務領域的黨、政機構,中宣部科學(衛生)處是黨為領導全國科學工作而在中宣部設立的一個部門,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是從行政角度指導中國科學院的事務,在實際工作中,中宣部及其下設的科學(衛生)處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張藜等:《科學處與新中國早期的科學領導工作(1951—1956年)》,《中國科技史雜志》2015年第4期。)

  中宣部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部門,從中國科學院籌建開始中宣部就領導其工作。據錢三強回憶,在新政協籌備會期間,“中央已決定由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負責籌建科學院。協助他工作的是惲子強和丁瓚”。(錢三強:《籌建科學院前后我參與的一些事情》,《中國科學院院刊》1992年第1期。)1951年,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向理論教育處副處長于光遠提出:“科學也是中宣部管的一個領域”,中宣部“應該管科學院的工作”,先由理論教育處承擔此項工作。(李真真:《中宣部科學處與中國科學院——于光遠、李佩珊訪談錄》,《百年潮》1999年第6期。)11月,中宣部科學衛生處成立(關于科學衛生處成立的時間,于光遠和何祚庥的說法不同,一說為1952年初,一說為1951年12月。參見李真真:《中宣部科學處與中國科學院——于光遠、李佩珊訪談錄》,《百年潮》1999年第6期;李真真:《何祚庥先生訪談錄——在科學院和中宣部科學處之間》,《院史資料與研究》1993年第1期。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5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3頁關于中宣部1949—1966年的沿革變化,筆者認為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建立的時間為1951年11月。),擔負起聯系中國科學院的工作。1954年中央和地方黨政機構調整期間,中宣部在編制擴大的基礎上重新調整,把科學衛生處改組為科學處,負責與中國科學院黨組聯系,“代科學院起草報告和文件”,中國科學院“學術、科研方面的重要問題也是科學處重點參與的領域”。(龔育之:《回憶中宣部科學處》,《中國科技史雜志》2007年第3期;張藜等:《科學處與新中國早期的科學領導工作(1951—1956年)》,《中國科技史雜志》2015年第4期。)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在對中國科學院的領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錢三強回憶:“當時科學院行政上隸屬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實際上是中央宣傳部的陸定一和胡喬木在管,重要的事都是由中宣部向中央匯報同意后就定了”。(錢三強:《籌建科學院前后我參與的一些事情》,《中國科學院院刊》1992年第1期。)據薛攀皋回憶,在中國科學院的對外關系中最主要的就是與中宣部的關系。中國科學院在行政上的領導機構是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而中國科學院院長也是郭沫若。在黨的系統上,中國科學院從籌建開始就歸中宣部領導,先是由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管,后來中宣部副部長兼秘書長胡喬木也參與管理,再后來由科學衛生處、科學處聯絡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的許多決策都要報中宣部審批。(薛攀皋口述、熊衛民整理:《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訪談錄》,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頁。)張稼夫也指出“:從黨內系統來說,科學院屬于中宣部直接領導。具體和我們聯系的是中宣部科學處??茖W院的一切重大的決策,都事先通過中宣部傳達給我們,再通過院黨組在全院貫徹執行”。(張稼夫:《我與中國科學院》,《科學新聞》1999年第13期。)據于光遠回憶,他“從來沒有看到過有中央文件規定中宣部同科學院的關系,只在中宣部內部規定的各處職能的文件中有一條‘黨對科學工作的管理’。當時有一種觀念,中國科學院應該有一個黨的機構來管理,中宣部正是這樣一個機構”。(李真真:《中宣部科學處與中國科學院——于光遠、李佩珊訪談錄》,《百年潮》1999年第6期。)中宣部科學處的人員可以列席中國科學院黨組的會議,但在會上一般不發言。中國科學院的許多工作也多向陸定一、胡喬木匯報,而陸定一、胡喬木則通過中宣部科學處做出回復。曾在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工作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回憶道:“科學院和中宣部往來很密切,大事、小事惲子強、丁瓚都要請示喬木,喬木下達到趙沨(趙沨為中宣部科學衛生處首任副處長。參見李真真:《中宣部科學處與中國科學院——于光遠、李佩珊訪談錄》,《百年潮》1999年第6期。),趙沨下達到我,我老是跑腿,做了好多調查研究”。(張藜等:《科學處與新中國早期的科學領導工作(1951—1956年)》,《中國科技史雜志》2015年第4期。)中國科學院給中央的報告也要經過中宣部科學處,經中宣部領導討論同意后再呈報中央。而中央對中國科學院黨組報告的批示也由中宣部科學處代擬,經中宣部領導同意后報中央簽發。(李真真:《中宣部科學處與中國科學院——于光遠、李佩珊訪談錄》,《百年潮》1999年第6期。)

  按照當時的組織管理原則,中國科學院還有一個行政管理的上級機構,即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的前身是華北文化教育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接管北平后,華北文化教育委員會承擔了接收北平城內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博物館等方面的工作。1949年9月,在政務院下設文化教育委員會,負責指導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科學院、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的工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為郭沫若,他同時也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副主任為馬敘倫、陳伯達、陸定一、沈雁冰。(《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及委員名單》,《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關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黨的文化教育工作問題的指示》指出,設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及其所屬各部門,在黨(通過政府黨組)的領導和黨外民主人士的參與下負起管理全國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務,以便黨的中央宣傳部和各級宣傳部能夠擺脫行政事務,集中注意于黨內外的思想斗爭,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領導和黨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頁。)可見,設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的初衷是要使中宣部擺脫行政事務,可是在實際工作中,雖然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也相應地設立了科學衛生處,但“發揮重要作用的在中宣部這邊”。(張藜等:《科學處與新中國早期的科學領導工作(1951—1956年)》,《中國科技史雜志》2015年第4期。)

  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與中宣部人員的交叉使兩個部門對中國科學院的管理可以協調一致。如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中,郭沫若為主任,陸定一為副主任,實際工作由陸定一主持。這樣,“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不僅領導了科學院的籌建工作,也通過文委(即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筆者注)這一機構肩負科學院的行政指導與管理職能”。又如,陳伯達既是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同時也是中宣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胡喬木既是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黨組副書記、秘書長,同時也是中宣部副部長。1954年9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撤銷,但中央并沒有設立相應的部委管理全國科學工作。因此,中國科學院的很多重要事項仍通過中宣部科學(衛生)處上報中央??梢哉f,“通過科學處,中宣部在人事、思想政治、黨組工作、機構設置等諸多事務方面指導了科學院相關工作的展開”。如1955年中國科學院建立了學部制度,中宣部科學處參與了院章的起草,自然科學學部委員的名單也要經過科學處的審核。由上可見,中宣部科學(衛生)處“既非行政部門,又非專業性的領導機構,在當時‘黨領導科學工作’的格局中,是一個發揮‘實際影響力’的機構”。(張藜等:《科學處與新中國早期的科學領導工作(1951—1956年)》,《中國科技史雜志》2015年第4期。)這種“實際影響力”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將中央關于科學工作的意見進行總結,并使其在科學領域政策化;另一方面是中宣部科學(衛生)處針對科學工作中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上報中央,從而使中央領導了解科學界的動態。實際上,中宣部科學(衛生)處更側重于對中國科學院政治方向的引領,而不涉及具體的研究工作。1956年以后,隨著中國科學院黨組織力量的加強以及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的成立,中宣部科學處不再具體負責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工作。

  從上述分析中可知,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曾試圖設立一個組織來統領新中國的科學工作。在科代會籌備會召開初期曾醞釀成立一個全國科學界的聯合組織來規劃國家科學工作,但隨著中國科學院的籌備建立,中央明確了中國科學院既是新中國科學工作的行政管理機構,又是“全國科學領導中心”的定位。盡管1954年9月后中國科學院不再是“國家科技行政最高管理機構”,但通過之前“主管國家科學事業的政府職能部門”和“全國科學領導中心”的雙重定位,以及中國科學院探索建立的專門委員制度、專業工作委員會和學部制度等,逐漸確立了中國科學院在新中國科學事業中的學術領導地位。同時,黨和政府設立了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領導中國科學院的工作,其中中宣部科學(衛生)處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通過中宣部科學(衛生)處領導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再領導全國的科學工作,由此建立了黨和政府對全國科學事業的領導體制。這種領導體制隨著1956年3月建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并于1958年11月與國家技術委員會合并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委員會而被再次重構。

 ?。圩髡吆喗椋蓓n晉芳,理學博士,研究員,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100038。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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