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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著武:向現代科學進軍
發布時間: 2020-05-06    作者:儲著武    來源:國史網 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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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現代科學進軍:周恩來與19561967年科學規劃工作再認識

  1956年,為實現向現代科學進軍(《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頁。)的目標,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領導了1956—1967年科學規劃工作[以下簡稱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是包括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在內的全面的科學規劃工作。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經常將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和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并提。改革開放以后,大多數黨史、國史論著提及十二年科學規劃時大多是指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和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的制訂工作雖然同時進行,但是由于各自的執行情況以及影響大為不同,以致很多人只知有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而不知有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關于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情況,可參見儲著武:《1956—1967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1期。)]。長期以來,學界關于周恩來與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科學技術規劃方面(相關成果如武衡:《周恩來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關懷和指導》,《不盡的思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楊文利等:《新中國第一個科技發展規劃的制定、實施及歷史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卻較少關注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方面。要梳理周恩來與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的情況,必須注意當時中國正處于計劃科學勃興的時代以及在統一的科學領導體制之下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存在差異。近年來,隨著《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4—13冊的出版及部分檔案文獻的發現,為我們繼續研究周恩來與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提供了可能?;谝陨险J識,本文擬對周恩來與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的問題再做討論,以期推動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建立起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相統一的科學領導體制(龔育之:《黨史札記》2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6頁。)。1950年6月14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明確指出,新中國科學研究的發展方向之一就是計劃性。(《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頁。)從1953年起,中國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這就要求科學工作也要按計劃辦事。為此,中國科學院率先在本院開展計劃研究工作。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中國科學院黨組認識到必須“制訂確實可行的工作計劃和發展計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頁。),以加強全國科學研究的計劃性。1955年7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所做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提出:“全面規劃,加強領導,這就是我們的方針”。(《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頁。)很快,這一方針成為包括科學研究在內的各個領域、各個部門的指導方針。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要求中國科學院等機構著手制訂全國科學研究計劃。

  周恩來作為政務院(1954年9月改稱國務院)總理,著力推動全國科學研究的計劃工作。1951年3月5日,由周恩來簽署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科學研究工作的指示》明確要求中國科學院要肩負“計劃與指導全國的科學研究”的職責。(《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科學研究工作的指示》,《科學通報》1951年第11期。)1953年2—5月,經政務院批準,中國科學院派出訪蘇代表團前往蘇聯學習先進的科學經驗。(《學習蘇聯先進科學——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報告匯刊》,中國科學院1954年編印,第1頁。)11月19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在吸收蘇聯先進科學經驗的基礎上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于目前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建議由國家計劃委員會成立專門機構負責綜合審查全國科學研究工作的計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頁。)1954年1月28日,政務院舉行第204次政務會議。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會上做了《關于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的報告》。(《關于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的報告》,《人民日報》1954年3月26日。)郭沫若的報告與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報告內容幾乎一致,只是在個別措辭上有些差異。針對郭沫若在報告中提出由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綜合審查全國科學研究計劃、改善領導機構和領導方法的建議,周恩來表示:“同意報告上的意見”。(《周恩來文化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27頁。)這說明,在周恩來以及相關部門的努力下,中國科學研究的計劃工作正逐步推進。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對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報告做出批示,要求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審查科學院、生產部門及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的計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頁。)這就從體制層面解決了中國科學規劃由誰來負責的問題。1955年6月7日,周恩來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指出:“蘇聯是榜樣,我們應當向它學習,學習它的……科學水平和先進經驗。蘇聯的經驗是系統的、成套的”。(《中國科學院史料匯編(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年編印,第167頁。)而蘇聯科學的先進經驗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計劃性。

  1955年下半年,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出現,我國對于知識分子和科學技術的需求非常迫切。然而,這時我國在對知識分子的使用上存在著一些問題,同時,我國科學技術水平落后的情況也較為突出,科學技術人才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不能滿足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因此,知識分子與科學技術問題成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因素。對此,周恩來敏銳地提出必須盡快解決知識分子問題。11月14日,周恩來建議將知識分子問題作為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政治報告的重點之一,希望政協要細心了解知識分子問題。(《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頁。)11月2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反映的民主黨派認為我們黨對高級知識分子工作做得不夠的六個方面問題,并建議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討論知識分子問題。(《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454頁。)11月23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開會討論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認為應該先在黨內很好地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然后再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0頁。)這次會議還決定于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并成立由周恩來負總責的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徐冰、張際春、安子文、周揚、胡喬木、錢俊瑞參加的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21頁。)會議結束后,周恩來立即帶領十人領導小組投入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籌備工作,并花費了大量精力對中國科技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了解中國科技發展的情況,這為他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提出制訂科學規劃奠定了基礎。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做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并指出“國務院現在已經委托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會同有關部門,在三個月內制定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黨中央要求: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必須確定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1頁。)在閉幕會上,周恩來再次提出了關于科學研究規劃的問題:“科學研究規劃,高級知識分子(民族高級知識分子在內)培養規劃,普通教育規劃,衛生事業規劃,文化事業規劃,綜合起來則有十二年科學文教工作的規劃,這都是最初的草案,還須經過認真的研究,并且希望得到各地回去后在一個月內提出新的意見,然后準備在三四月內訂出初步規劃提請中央討論,并爭取在今年上半年內開始實施。其中最首要的問題就是加強科學院的領導和工作,迅速實施切實可行的擴大教育計劃”。(《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55—56頁。)

  從上述史實可以看出,周恩來作為新中國首任總理,積極推動了計劃科學在中國的落實。

  

  1955年10月,國務院科學研究計劃工作小組提出了編制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的報告。中國科學院亦決定從10月起,“開始編制中科院第一至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科技發展遠景計劃(即‘十五年科學遠景規劃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頁。)并按照國務院要求為制訂全國科學規劃做前期準備工作。1956年1月,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對科學規劃工作做出了具體部署。1月25日,周恩來出席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表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再次重申科學規劃的重要性。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強調:“必須制訂科學發展的全面規劃,加強和擴大科學研究機構,大量培養科學研究人材,為發展科學事業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周恩來:《政治報告》,《人民日報》1956年1月31日。)1月31日上午,國務院召開制訂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動員大會,宣布成立以范長江為組長的十人科學規劃小組,(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萍冀逃霭嫔?999年版,第66—67頁。)周恩來雖未親自到會,但很多重要決定都是在他的領導下做出并付諸實施的。自1956年2月起,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迅速展開。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實際上是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的直接領導者,其主要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明確提出科學規劃指導思想

  十二年科學規劃究竟堅持什么樣的指導思想,周恩來對此有過多次闡述。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強調,制訂十二年科學規劃“必須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的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的科學部門、國防部門、生產部門和教育部門中來,把我國科學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國家建設所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使十二年后,我國這些門類的科學和技術水平可以接近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頁。)

  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這個遠景計劃的出發點,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成就盡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來,把我國科學事業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門類盡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根據世界科學已有的成就來安排和規劃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能夠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周恩來:《政治報告》,《人民日報》1956年1月31日。)

  2月24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提出:“根據中央提出的爭取最急需的科學部門在12年內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的方針,由國家計劃委員會會同各有關部門擬出關于各部門——主要是工業部門和科學研究部門的培養專家的數量和質量的全面規劃”,并要求在規劃中照顧科學的基本理論研究和技術應用的合理比例、大力培養社會科學部門和哲學部門的專家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頁。)

  ?。ǘ┙鉀Q科學規劃體制問題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要盡快完成科學規劃制訂工作,因此從客觀上要求有一個專門機構來負責,以求快速、高效地完成規劃制訂任務。為此,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提議,并經中共中央同意,國務院決定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負責領導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人民日報》1956年3月15日。)

  1956年2月17日,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范長江就科學規劃委員會名單和領導核心問題向周恩來提交了請示報告。20日,周恩來對報告做了修改,提議“科學規劃委員會設正、副秘書長,人選與黨內自然科學規劃十人小組相適應,便于掌握和進行具體工作”。(《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129頁。)2月21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了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名單和科學規劃委員會正副主任、正副秘書長名單。23日,周恩來將上述名單報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請批準。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成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決定陳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張勁夫任秘書長。(《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552頁。)此后,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開始著手編制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

  10月29日,陳毅、李富春、聶榮臻聯名向周恩來并中共中央呈送了《關于科學規劃工作向中央的報告》。這個報告全面闡述了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的編制情況,強調要繼續保留科學規劃委員會,并提出了領導機構的人選。(《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435頁。)11月15日,周恩來就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的報告致信鄧小平:這個報告,“我意可以原則批準,以便按照他們提出的程序進行討論和審議,最后再提交中央批準”。隨信還附了報告和科學規劃委員會黨組名單。19日,鄧小平批道:“擬同意總理批語,同意黨組名單”。(《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頁。)雖然《關于科學規劃工作向中央的報告》沒有涉及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情況,中共中央轉發的報告以及附錄材料中也沒有附上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得以保留,對后來中國科學體制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加強科學院領導力量開展科學規劃工作

  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提出:要“用極大的力量來加強中國科學院,使它成為領導全國提高科學水平、培養新生力量的火車頭”。(《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頁。)1956年3月初,為充實和加強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力量,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調張勁夫、裴麗生等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張勁夫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書記;裴麗生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黨組副書記。參見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萍冀逃霭嫔?999年版,第68頁。)張勁夫等人到任后,馬上投入到制訂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的工作中。據張勁夫回憶:“一上班,我就去找周總理。我說我到科學院是中央定的,我只好服從??墒俏也欢?,怎么工作???他說:‘你去,首先抓好科學規劃工作!向科學進軍怎么進,制訂個遠景規劃?,F在已經有幾百位科學家在搞,范長江同志在那里負責組織?,F在調你去,主要你去負責。國務院成立一個科學規劃委員會,由富春同志當主任(富春同志是負責計委工作的),你去當秘書長。你先把規劃搞出來,搞出一個規劃綱要,搞出一個文件’”。(《張勁夫文選》上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頁。)

  (四)解決科學規劃方針問題

  1956年4月,國務院召開制訂十二年科技規劃專門會議,對制訂規劃的意義、方針、基本內容和要求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與研究。周恩來在聽取規劃工作匯報時指出:“要盡量采用世界先進技術,瞄準當時的新興科學、新興技術,不失時機地‘迎頭趕上’”;同時又根據新中國成立不久、國力有限的客觀實際,“要求‘重點發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時日”。(《周恩來傳》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4頁。)據武衡回憶:

  在規劃的過程中,周恩來總理聽過多次匯報。在一次匯報會上,我們向他介紹了規劃中遇到的問題和我們的意見。當匯報到“任務帶學科”這一口號時,周總理聽后遲疑了一下,然后說,那些“任務”帶不動的“學科”怎么辦?是不是還應該補充一項發展科學的學科規劃?這是遠景規劃所必須的。根據周恩來的這一指示,規劃增加了“若干重要基本理論的研究”一項任務,其中包括數學、力學、天文、物理、化學、生物學、地學等基礎科學的研究項目和相應措施。不久,即根據這一項“任務”制訂出詳盡的學科規劃。(武衡:《充實而有意義的三年(下)——制訂第一個科學發展規劃》,《中國科學院院刊》1991年第3期。)

  隨后,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制訂完成的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共包括57項任務、616個中心問題,還對全國科學研究工作的體制、人才的使用方針、培養干部的大體計劃和分配比例、科學研究機構設置的原則等做出了一般性規定。(《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442頁。)

  (五)積極爭取蘇聯科學家對規劃工作的支持

  中國首次編制全國科學規劃,最大的問題是經驗不足。為此,周恩來多次請蘇聯對中國制訂科學規劃給予支持。如1956年2月10日,周恩來致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為了使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能夠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并且使某些重要的學科盡快地接近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水平,我們科學家正在積極進行擬制發展中國科學事業的長期規劃的工作”,我國科學家“希望蘇聯科學家在這個工作中給予他們直接的幫助”。(《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548頁。)3月22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通知周恩來,蘇聯政府同意派出16位學者來中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頁。)這些蘇聯專家來到中國以后,與中國科學家一起完成了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的制訂工作。

  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雖然較少直接發表關于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意見,但實際上,周恩來不僅與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專家學者有過很多交流與交往,而且積極支持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其中,周恩來支持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關于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于光遠曾回憶道:“1956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編制1956—1967十二年自然科學遠景發展規劃……我認為應該同時制定1956—1967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遠景規劃。在一次周總理主持的會議上,我提出了這個建議。周總理立即同意,要我抓這項工作”。(于光遠:《周揚和我》,王蒙等:《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161頁。)然而,在關于周恩來的重要文獻記載中(包括年譜、選集、傳記等)直接提到他與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材料比較少。就筆者目前所見僅有兩條:

  一是1956年2月20日,周恩來在對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范長江關于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委員名單和領導核心問題的報告的修改中提到“社會科學規劃九人小組周揚”。(《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頁。)

  二是1956年3月12日,周恩來聽取全國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長期規劃工作的匯報。(《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頁。)

  在制訂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期間,周恩來多次聽取工作匯報。在目前公開的文獻中,涉及周恩來聽取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工作匯報的材料很多,但涉及聽取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匯報的材料僅見于《周恩來年譜》上卷中1956年3月12日這一條。近幾年,筆者致力于研究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史,發現了一份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給周揚并中宣部的報告——《關于哲學社會科學長遠規劃工作的報告》,標示時間為1956年3月12日。據此推斷,這份報告應為周恩來聽取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匯報的材料。在報告中,潘梓年指出:“從整個工作情況來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進展是比較慢的。原定上交初稿的日期,已經一再推遲,工作質量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潘梓年:《關于哲學社會科學長遠規劃工作的報告》,1956年3月12日。)為加快開展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潘梓年在報告中提出了4條改進措施,分別是:

 ?。?)加強領導。通過十三人小組(這里所說的“十三人小組”,是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的組成人員。)要求各學科規劃工作的負責人經常抓緊領導并負責到底,保證按期完成規劃的任務。鑒于十三人小組負責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們建議成立一個包括中宣部科學處和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負責人及有關學科的黨員負責干部的規劃核心小組,負責日常工作。參加這個小組的人員為于光遠、林澗青、林自力、何其芳、尹達、狄超白、李光燦、劉桂五、劉大年和潘梓年。

 ?。?)確定今后的步驟。凡初稿未完成的,限期提出初稿。已經有初稿的,一般要經過以下幾個步驟來討論修改。1、以科學院研究所為中心制訂規劃的學科(哲學、經濟、歷史、考古、語言、文學)要求召開包括有學部委員、學術委員參加的專家會議,對規劃初稿切實地加以討論、審查??茖W院沒有研究所,由各有關單位負責制訂規劃的學科(法學、教育、民族、藝術史、科學史),可由各單位負責召集有關專家對規劃初稿進行討論審查。會議時間,長短不拘,討論后根據專家意見修改初稿。與此同時,有需要的各學科,可以將初稿發至全國有關單位及個人廣泛征求意見。2、將修改后的初稿送交十三人小組討論審查。3、十三人小組審核后,各學科規劃草案起草人及高教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各有關單位的負責人共同平衡規劃,確定各種指標,解決規劃中建立機構、培養干部等措施中的各項重要問題。只有經過這一步,我們的計劃才是可以行動的計劃,而不是一個單從需要來考慮的計劃。這個工作必須抓緊在此時進行,再往后延是不利的。4、由少數人將各方面所提的修改意見加以綜合、整理、研究,最后修改定稿。以上四個步驟各學科可靈活掌握,根據草案修訂工作進展情況及工作中存在問題的大小,可以作適當的增減。但是舉行專家會議,廣泛吸收意見和舉行各部門負責干部參加的平衡會議,對修改草案是必不可少的。無論從增加計劃的科學性和發揚科學民主兩方面來考慮,都應經過上述的一定的步驟。

 ?。?)每個學科要確定專人負責,根據實際需要來集中和分散?,F在已提出的哲學、經濟、歷史、考古、語言、文學等學科的集中的專家的名單共三十九人。這個名單中的集中的人,也就是各學科負責的專人。至于是否都要集中到旅館里去,可以分別不同情況來確定。但不論工作場所在什么地方,集中一定人力擺脫其它工作來專職制訂規劃是完全必要的。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條經驗。各學科集中的時間不強求一律。由辦公室和各學科規劃負責人分別商量安排。

 ?。?)規定工作進度。三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完成專家討論和修改初稿的工作,發至外地征求意見的稿子,要在四月二十日以前收回。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完成第二項,四月五日至四月二十日以前完成第三項,四月底以前完成第四項。此外,目前已需要開始考慮如何把各門學科的規劃加以綜合分析,提出一個全面的、包括項目、指標、措施的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的問題。此事我們已指定人去研究。等有了具體意見再上報。估計這個工作要在五月份去完成。(潘梓年:《關于哲學社會科學長遠規劃工作的報告》,1956年3月12日。)

  至于周恩來聽取匯報之后做何指示,不得而知。但是,這次匯報后,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進展較快。到1956年4月底,哲學社會科學大部分學科擬訂出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為最終擬訂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初稿奠定了基礎。5月26日,周恩來出席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所做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報告會。(《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80頁。)當晚,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盛大酒會,招待參加全國科學規劃工作的科學家們。周恩來同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們一一親切握手,并勉勵科學家們要努力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周恩來總理舉行盛大酒會   招待參加全國科學規劃工作的科學家》,《人民日報》1956年5月27日。)部分哲學社會科學家應邀出席了這次酒會。據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記載:“搭尹達車同赴懷仁堂聽陸定一部長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會后,周總理招待酒會,到會者三百人,皆參加此次制訂規劃者”。(葛劍雄:《譚其驤日記(珍藏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頁。)6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規劃草案初稿的基礎上,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匯總形成了《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6月11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的主要目的是討論《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提出修改意見。(《七百多位科學家在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的座談會上熱烈討論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光明日報》1956年6月12日。)14日,周恩來同毛澤東、朱德等接見了參加全國科學規劃工作的科學家。其中,社會科學家駱耕漠、夏鼐、狄超白、劉大年、費孝通、白壽彝等應邀出席。(周秋光:《劉大年傳》,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210、215頁。)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參與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科學家為標志,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擬訂工作初步完成。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初步完成與周恩來的關心及支持是分不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積極推動計劃科學在中國的落實,親自領導了十二年科學規劃的編制工作,為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以往學界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往往只談及周恩來對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的貢獻,卻很少關注他對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作用。應該說,周恩來是新中國計劃科學的積極推動者,是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的直接領導者,是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有力支持者。盡管在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過程中及其結束后有人對這項工作的科學性與重要性提出質疑,但周恩來明確表示:“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在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中,為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邀集了幾百個科學家,集中他們的智慧,制出我國科學發展的初步藍圖,使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有了大體的輪廓和途徑,這是十分必要的”。(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6月27日。)周恩來這種支持計劃科學的態度對于推動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56年以來,中國政府曾多次組織制訂科學技術及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在這些科學規劃中,有的規劃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有的規劃效果有限,有的規劃甚至并沒有執行,這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與反思?;赝芏鱽砑捌洚敃r科學工作者制訂科學規劃時的“初心”,對于今天中國科學工作者的一個重要啟示是:既要制定好科學規劃,又要貫徹落實好科學規劃;同時,制訂科學規劃必須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科研生產力,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圩髡吆喗椋輧χ?,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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